代码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规制效力是代码之治的正当性基础。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在立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关心期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立法法》修改工作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载体的功能作用，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不断拓展和健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形式。法律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并不断分化组合，立法要正确反映、统筹兼顾、恰当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包括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等等。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二十大报告要求，要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修改后的《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立法的根本目标。立法是实行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首要环节。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
更可喜的是，各家各派对道的探寻最终都指向人性，涉及民本。当我们在《唐律疏议》中看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表述时，初时还不以为意，但经过认真的挖掘、清理、阐释后，才将认识到这一表述的得来不易，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表述深合儒家传统道的思想。德治虽也是道之一端，是对人性善的提倡、扶持、奖掖，对人类社会大有救世之功。孟子更进一步，以人性的四端发散为仁义礼智，对道德有本体性的论证，从人性善中推出道来。
更其重要的是，传统儒家从人性中开出道德，并把它作为道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性有善与恶的表现，但是这种善与恶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人类的食色本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异化。
道，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我们说儒家在对道的探索中从人性深处来体认道，这具有本体论意义。这种社会条件，我们信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推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这是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16]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人们可能难以接受，而且这里的论证还不是很充分，在拙著《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重建中华体系刍议》的后面我们会围绕这一点作进一步的阐释，以期能得到读者的理解。[4]三、中华法系的主轴中华法系的主轴是什么？我们认为是道。
如果要求更苛刻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论，未能洞见性善性恶的社会历史原因，未免让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实践性打了折扣。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法制成就，这是道的一以贯之，这是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都可以遵循的。这样的中华法系重建难道不值得我们倾力而为吗？。
中华法系的这一独出优势，不是末节微枝，而是根本性的，具有本体论意义。中华法系对道德的照拂，在先秦以前并不突出，而是在经历秦暴政之后，用了近千年的时间，唇枪舌剑的激辩，跌宕起伏的试错，终而在《唐律疏议》中得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结晶，用现在的话可以这么说：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手段。
[13]参见拙著《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重建中华体系刍议》，第二章第一节，二、恶的对立。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就可理解为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大本，是政治教化的根本，而法律只是为这个大本或根本服务的。
我的这本拙著，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应该是大有争议的，在此作为引玉之砖。应该说，性恶性善都是客观存在，针对性恶或性善分别以法制或礼制加于对治，或许能有对症下药之效。中国是由数千年道德浇灌的文明厚土，因此而有延绵不绝的文化传承，有四海为家而永远不能涤除的乡愁，有无论是国破家亡还是欣逢盛世时浓郁的家国情怀。未来的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必须明确道是法律的根本遵循或核心，道又具体化为道德与权利，这两者在过去的中外法系中分别都有所表现，我们只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归置于道之下，使之更具有理论高度和系统性，既是对传统中华法系中精华的继承，又是对西方法系中有益经验的借鉴，俾使其成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法系的基础。又比如自秦汉以后至《唐律疏议》，道德伦理逐步进入中国法律中，以至有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中华法系，使中华法系在世界法林中独树一帜。德与法的制度化，泾渭分明，怎能相混，岂能不分。
道德和权利均出于人性，又在现实的生产方式下发生变化，在我们的论证中，商品交换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外因，除了权利的变动不居和不断发展，除了权利对立而引致的普遍的社会对立，同时还影响人们的道德关系，改变着不同时代的道德关怀。或者彼一方阻止了对方，规避了单方面的同一。
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法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道德和权利出轨了（遇上了恶的对立），需要法律将其归入正轨，继续其历史进程。
法律的目的是惩治人性之恶，使人们之间恶的对立转化为对立统一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3]法律就是为了维护这个根本而设的。
这是法治的主要特征，也是法治与其他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别。我们重建中华法系，不是要与西方法系作意气之争，而是因为传统中华法系中有注重道德的精华，同时借鉴西方法系中以权利为本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个返本开新的中华法系，使道德与权利均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种恶的对立一般有两种结果：或者此一方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同一。[5] 在韩非子之前，早有法家，只是韩非的加入，使法家更有理论色彩，且性恶论作为法制的基调得到肯认。
先谈第一个问题，中华法系是不是德法不分？说中华法系德法不分，此言大谬，道德与法律自是两个系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注重道德的国度，尤其如此，除了有深厚的道德学说，更是早就有了道德的制度性规制——礼。实现了目的的此一方要想维持或继续这种恶的对立，此一方必须构建新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个新的矛盾统一体中，彼一方的同一性或者是屈从的，或者是降格的，但必须有新的对立统一的产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哲学的独得之秘。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恶的对立不止此一端，而且毋宁说，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文明社会中恶的对立层出不穷，人类能不能再发明一个中介，来使这些恶的对立得以解决呢？法律就是这些的一个中介。
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权利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它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外显，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对个人劳动热情的激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当道德和权利受到侵害，处于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加于对治。
德即道德，这无异议，礼过去也多以为是道德的制度性规范，但在荀子的思想中，礼更多地表现为对权利的规制，而且我们在对《周礼》的解读中，看到不少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性安排。正是这一点，成了中华法系的否定者与肯定者的分水岭，否定者认为，中华法系以道德为主导，致使中华法系成为伦理化的法律，或者让道德与法律相混同，或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道德作为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历来受到推崇，它由人性中衍生，受时代环境的薰染，泛化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表现为三类道德：个人的道德、家庭的道德、社会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道路的时代需要，这里的中国道路的探寻，实质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道的探索与深化。
在政治权利方面，我们则更须警惕，力戒权利天赋的唯心主义臆说，坚持权利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界定，还政治权利以本来面目。我们说了，我们对古人是太苛求了，要求孟、荀对性善性恶论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这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唯物论的。
《荀子·强国》[8]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不是说中华法系因其行之久远而必须承继，也不是说中华法系是老祖宗的遗物就要死命抓住不放，倘若中华法系已经不合时宜，已经寿终正寝，我们仍要抱残守缺，那只是开历史的倒车。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在儒家的努力下，从人性的深处引伸出道，让中国的传统政治浸润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培植了中华文明的万世之基。[1]读此感言，几有痛心疾首之状，由曾经的西化派口中说出，真令人感慨万千。
